张新
前些天在长城书店，建光介绍一位朋友给我认识，这位曾在纽约生活过的朋友听说我会拉胡琴，遂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——
他在纽约时曾在地铁见过一位来自国内某著名音乐学府的胡琴教授，每天坐在那里拉二胡。在他脚下放着顶帽子，里面是客人丢进去的零钱。他告诉我这位老教授很聪明，开始演奏前自己先放些钱进去，而且绝不放一元的钞票，都是五元或十元票。他这样做的目的想来大家都会明白，客人施舍的钞票就不会有一元钞，他赚钱就会很快。其实他也值这个价码，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名校教授尽管是坐在地铁里拉二胡，我相信他不会糊弄洋鬼子，他拉出的音乐保证会是一等一的；只是匆匆的过客可能感觉不到他们所遇到的是位真正的胡琴大师。那位教授对他说，他每天拉够一百五十元就拔营离开，因为这个收入已是他在国内所赚薪水的数倍了。一开始他需要十个小时才能完成，后来就越来越快，拉琴的时间也越来越短，他越来越精明，开始适应这种生活方式和赚钱方式了。
这位来自纽约的朋友感慨地对我说：本应该在音乐圣殿鸣响的琴声，却被生存现实挟持到地铁，更可悲的是艺术家对这种现状的知足。
我听了这个故事后并未觉得很受震动。用胡琴演奏赚美元的事我自己也有过亲身体验，给我留下的感觉有如打翻了五味瓶。我相信那位音乐教授在卖艺维生之余，一定也有许多不能言说的内心的挣扎。休斯顿没有地铁，所以我尚无在地铁车站演奏胡琴的体会，但石油公司，博物馆，骨董店，商业发布会，募款餐会以及各类走穴我都经历过。每逢这时，我的音乐便低下了高傲的头，屈身于俗不可耐的商业点缀，变成了被待价而沽的赤裸商品。那边厢推杯换盏，谈笑甚欢；这边厢如坐针毡，似被剥光了衣衫，身无寸缕，无地自容。此种情境下，如果你还坚持你演奏的是音乐，那绝对是自欺欺人。
在中国，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，音乐艺术要服从于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。政府把艺术家养起来，成为体制内的一部分，歌颂党赞美集权自然成为艺术家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。在西方国家，音乐艺术不会和政治挂钩，但一定会和商品市场脱不了干系。音乐人没人养你，要生存，就不得不身陷于商品市场这张网左冲右突哪怕是弄得遍体鳞伤。西方主流音乐市场是个完全成熟运作规范的结构体系，代理人或代理公司充当着重要的、必不可少的作用。音乐人或音乐团体的演出日程，包装宣传，广告销售等一条龙作业，通常是由这些专业人士和机构来实施完成的。我在美国也曾与代理人打过交道，但严格说与其称其为代理人，倒不如称其为“掮客”。因为他们仅仅是委托方与音乐人之间的中介，这种作业没有半点艺术成分，只是把音乐或演奏当成纯商品的经营。芭芭拉就是这样一位代理人。
记得刚来美国不久，曾读过这样一个故事：有一对十分好客的夫妇，计划邀请所在社区的邻居们到他家的豪宅来聚餐。这样社区的每一家都收到了一件邮差送来的印制精美的邀请函，除了邀请信以外，还有一份内容详尽的合约，注明收信人须仔细阅读条款内容，并签名寄回方可登门赴宴。各位可能会觉得奇怪，不就一个邻里聚会么，何以弄得跟签卖身契似的。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，使这件在美国人眼里很正常的事，到了东方人那里就变得不可思议。需要你必须签字的合约是什么内容呢？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件事——客人在主人家发生的任何人身意外，主人皆不负任何法律及经济赔偿责任。这就是美国，你在他家下楼梯时一不小心失足摔断了腿，或者严重到瘫痪；如果主人没有这份有你签名的合约保护，那十分可能会面临诉讼和巨额索赔。
芭芭拉传到我电子邮箱里的一份需要我签字寄回的演奏合约上，就有类似内容。由于在这之前我读过这个故事，我也就入乡随俗大笔一挥签了这份“卖身契”。合约里也注明了演奏的场所和日期，两小时的胡琴演奏薪酬三百五十元，当然我只能拿二百五十元，多出来的可能是芭芭拉的报酬。
到了那天，我盛装华服，按约定时间赶到演奏地点：休斯顿艺术博物馆。芭芭拉也如约赶到，之前我不认识她，那天是第一次见面。她长的又高又壮，是那种典型的美国职业妇女。她与我简单寒喧后引领我到二楼一个宽敞的展厅，展厅放置许多透明的陈列柜，里面摆放着来自亚洲和非洲古老的艺术品。我特别留意了一下这些展品的售价，大多高得令人咋舌。芭芭拉指着一个事先摆好的椅子，告诉我这就是今晚我演奏胡琴的位置。说完她丢下一个装有支票的信封给我，转身走了。芭芭拉的消失告诉我，她的使命到此为止，下面将是我两小时的演奏。而这演奏的好坏成败，仿佛与她毫不相干了。
我坐下来准备我的乐器和音响，为这次演奏事先我做了充足的准备，带来数张伴奏ＣＤ做演奏的音乐背景，特别挑选了不少通俗歌曲、民歌改编的二胡曲，并准备了部分西方经典的古典名曲做风格上的搭配。这些东西加一起，连续演奏两个小时绰绰有余。
在我演奏的展厅里，临时摆放了两张餐桌，桌上的酒具器皿相当讲究高档，每张桌都有专门请来的男侍肃立一旁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被示意可以开始了，随着琴声，客人们陆续走进展厅，有白人，也有亚洲人，多是夫妇相偕，看上去都是有头有脸腰缠万贯的富人。这是博物馆方面主办的募款餐会，规格很高，不仅宴席不菲，还专门请来东方乐手为其助兴。有的来宾会走到我面前饶有兴趣地看我拉琴，并客气地恭维几句；更多的人对我则视若无睹，好象我和我的音乐毫不存在一般。长着亚洲面孔的公关小姐经验老到地应酬着客人们入座，博物馆主管致辞，男侍们斟酒，于是宴会开始。
此时，我开始换了另一种风格的乐曲，莫扎特，肖邦，舒曼轻快柔美的旋律在我手中流淌出来，我有意减弱拉奏，使琴声更贴近周围的气氛。这时，那位长得象中国人的公关小姐走过来，示意我的琴声再弱些，因为音乐声影响到她和客人的交谈。于是我把本来已开得很低的音响关掉，再用几乎只有自己才听得见的音量演奏。我觉得饭桌上的觥筹交错、热烈交谈已完全盖过了我的琴声，传到我耳中的是一种怪异的声音混响，我的灵性、手指的触感开始麻木，演奏者与音乐的互动渐渐消失殆尽，以至于完全不知自己所拉奏的是什么东西。这对我来说是自打演奏胡琴以来从来未有过的恶梦般的体验。
当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那位公关小姐又走了过来，告诉不能再在这间房间演奏了。她带着我走向与宾客相隔的一间展厅，我僵硬地跟随着她来到这间空荡荡的大厅，坐下来接着拉奏。各位看官，读到此你们是该为不幸的我，还是该为被异化了的胡琴鸣不平呢？
然而，命运对我的捉弄并未就此结束，那位小姐不久又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告知我还须移到更远的一个房间里演奏。此时我的忍耐已达到了极限，内心开始愤怒了，可尽量维持着表面的平静和礼貌。依我过去的脾气，早就一走了之。你们ＴＭＤ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狗屁音乐，为什么还非要附庸风雅，拿我和我的胡琴做摆设，颐指气使，呼来唤去。可我不能来痛快的，我清楚自己是签了“卖身契”的，两个小时卖给了人家，我不能干违约的事。再难我也要拉够两小时再离开。
于是在这间远离宴席的大厅里，我索性放开音量，信马由缰，畅快淋漓地用琴声排泄我在那一晚所积郁的郁闷和不平。
他们再也未来制止我。
一年后，我又收到芭芭拉的来电，内容照录如下——
Dear Mr Zhang,
Are you available to play as a solo artist, playing the erhu for a dinner to be held at the Museum of Fine Arts, in the Asian Gallery, Tuesday, September 9, 2008 from 6 – 8pm? Please let me know if you are available and what your fee would be.
Thank you,
Barbara
我没等她给我寄来演奏合约，当即回电给了一个她无法接受的报价。
从此芭芭拉再也没找过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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